2011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

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，均被稱為「革命的年份」，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，雖然，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，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，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，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，而其影響是深遠的，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，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，而在今日，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，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，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。

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，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‧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，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，埃及、也門、敘利亞、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「群眾事件」(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)，執政30年的埃及「最後的法老」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，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。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，說2011年也是一個「革命年份」，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，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，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。

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，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，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，所以人心求變了。在以往，一個「開國獨裁者」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，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，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，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。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，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，證諸於此理論，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，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，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，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，可見得這套「革命始於過份期望」(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)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。

不滿現狀，一心求變的人民，又何止於亞非之交？美國人的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，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，也希望有所改變。至於中國，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，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，此起彼落，一年以來，數以百計，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？

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，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，拉登的「事業」固然是日薄西山，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，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，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。在香港這一邊，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，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，公民黨越走越激進，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，其實說穿了，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，然而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，但要變成甚麼樣子、該走甚麼的路，卻仍然存在分歧，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。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，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，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，復建居屋、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，香港人，也是在人人求變！

總括而言，2011年，是人心求變的一年，但是如何變、變成怎樣，變得是好還是更壞，卻沒有人知道，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。但我們相信，在一百年後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﹕「2011年，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，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……」